在贵州省贵阳市一所知名小学内,2019级的学生家长以家委会的名义做了一件事——联名要求班级里一位叫妞妞的7岁小女孩转校。班级里39位学生,39个家长里1位家长拒绝签字,其余37位家长均签了字。究其原因,不是妞妞违规违纪、影响他人学习,而是妞妞妈妈与班主任翟老师在教育理念上有冲突。
据了解,这份《请愿书》其实是在去年11月6日撰写的。日前,妞妞妈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翟老师则通过家委会来强化其教学理念,将她排斥在外。这种情况又造成了班级中其他孩子对妞妞的孤立。
此事经曝光后,在网上持续发酵,成为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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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要从去年10月16日说起,当时翟老师要求没有得A的学生留堂罚抄作业,其中包括妞妞。妞妞直到下午一点半都没有写完。而妞妞爸爸并没有按照校园规定登记,直接闯入校园接走了妞妞。理由是,“我孩子没必要一定得A,我不接受对孩子的这种体罚”。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11月家委会的第一份《请愿书》。
而今年3月15日,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妞妞妈妈中午12点要求进入校园接孩子,当要求被拒绝后,她直接强行翻越学校的伸缩门,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学校事后出具的《关于3.15事件及处理意见》也证实了此事。于是,3月17日,家委会再次撰写了《请愿书》,要求加强管理,对扰乱学校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理。
笔者注意到,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签字的多数是孩子的父母,不再是由祖辈代签。
第二次《请愿书》事件后,用妞妞妈妈自己的话来说,她也豁出去了,多次举报翟老师教唆,指使家委会单独建群,孤立学生;同时,还举报翟老师收受礼物(家委会集资买的花,其中妞妞妈妈因反对未付费),违规超纲教学,违规给学生排名等问题。
今年8月2日,贵州市教育局认定,北师大贵阳附属小学翟某违反师德师风,主要问题是收受家委会礼物,公布成绩排名,考试前漏题,对家委会独立建群排除个别家长持默许态度。给予翟某全区通报批评、撤销年级组长职务、取消“市级名班主任”称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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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请愿书》事件之前,妞妞妈妈已经和翟老师发生多次争议,也在电话中口头争吵过,学校的王校长亲自协调过双方的矛盾,要求双方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而《请愿书》这一事件,将双方矛盾激发到了极致。报道称,妞妞妈妈是高学历人士,在贵州省社科院担任副研究员,她和翟老师的主要矛盾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妞妞妈妈反对给孩子布置过多书面作业,她认为孩子健康更重要,不能只看到成绩和升学率,要看到数据背后的学生抑郁症比例。
而在“双减”前,这个观点显然不被学校认同。因为妞妞成绩较差,翟老师特地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对妞妞进行照顾,希望通过成绩好的孩子来带动妞妞。但妞妞妈妈虽然感谢,但不认可这一安排。在她看来,班上没有孩子有资格成为妞妞的学习标准和楷模。反而成绩好的孩子容易产生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很可能伤害到她家的妞妞。
第二,每个班级都有包括班长在内的小干部,这是为了培养孩子的荣誉感,尤其让孩子注重集体荣誉,学会团队合作。这些班干部会给其他学生的日常纪律表现打分。但妞妞妈妈对此很不赞同。她觉得,学生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应该被赋予管理的权利,“凭什么来给我家孩子打分,管我家孩子”。
从《请愿书》中也可以看到,妞妞下午长期不上课,不参加全班集体活动,甚至连全校举行的少先队入队仪式也不参加,影响了班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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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事件,这是由一个极具“个性”的家长和班主任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这位班主任虽然在教学上还算尽心尽职,但就职业道德来说,确实存在问题。贵州市教育局的通报便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家委会联名“请愿”的行为,若真是班主任通过“家委会”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这无疑是错误的。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一行为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一个孩子被孤立。但有一说一,这位家长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她的问题在于完全不把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她和丈夫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影响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由第二次请愿书,绝大部分家长不再容忍就是最好的证据。
笔者还注意到,有不少家委会成员和家长在当地教育局通报处理后仍坚持为涉事老师“叫屈”,要求这名家长“给大家一个交代”。
可以说,这起事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非但没有赢家,孩子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家长和老师,本质上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孩子。对抗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得矛盾升级,直到最后无法收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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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后还必须明确,这37名家长的联名“请愿”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因为,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个适龄学生的平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剥夺,投票、“请愿”属于参与公共事务进行公共决策,而依法保障适龄孩子的基本受教育权,并不在此范畴。在教育学者熊丙奇看来,要求严格落实“减负”措施的家长,可能被其他家长“孤立”,这就是当下的现实,“双减”生态下待解的困境。
熊丙奇表示,“双减”要起到减轻学生负担的实效,只盯着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的规范办学是不够的,仍需发挥学校的教育主阵地作用,“为此,有必要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和学校办学改革,及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引导教师、家长形成新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才能让我们的基础教育走出‘减负’的‘囚徒困境’,不再出现7岁孩子因作业问题被联名要求转学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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